傅强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策略与政策系
新国大EMBA学术主任
全球知名经济学家及博弈论学者傅强教授自2005年起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讲授管理经济学、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等课程，多次被评为新国大商学院EMBA最佳教授，现任新国大EMBA学术主任。
傅强教授曾两次当选新加坡最具影响力40岁以下商科教授，为众多金融机构与大型企业高管授课、咨询，或担任董事、监事等职务。傅强教授连续数年担任哈佛商业评论YUE卓越管理大奖的评审委员。傅强教授从事应用对策论的理论研究，曾担任德国巴伐利亚州财政部Max Planck公共税收与法律研究所、加拿大CIREQ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其学术论文广泛发表于诸如：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Theoret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傅强教授于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并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课题是“世界经济展望与治理范式的变迁”。这个世界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惑，很多时候在我们去观察这个世界、思考它运行逻辑的时候，会有一种沮丧的情绪。
世界充满困惑：从费德曼的一句话说起
最近发生的因为很多事情我看不懂，带来了很多困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让我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不自信。但前两天，我的心情发生了变化。3月12号那天，我看到了托马斯·费德曼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社论。他写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释然了。他说：“如果你对特朗普总统在乌克兰、关税、微芯片或其他许多问题上的反复无常感到困惑的话，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他的错。”我当时就想，不是我的问题，突然释怀了。
金融市场动荡：美股和美债释放的信号
我们去看最近的金融市场，确实也观察到了很多动荡。比如美股，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可能也有投资。从2月19号的高点下行进入correction mode（修正模式），这次的下行速度在历史上排名第七，仅次于1929年股灾之后，速度非常快。
除了美股，其实还有一个更具标志性的金融市场，那就是美国国债市场。我们看到，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一个急剧下行。
我简单普及一个金融知识：国债的利率和国债的价格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当国债收益率快速下行，意味着国债价格在大幅上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背后涉及一个在我看来最重要的经济逻辑——长期利率的两个决定因素。第一个是通货膨胀预期，也就是大家对未来物价走势的判断。
第二个决定长期利率的因素是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期。因此，长期利率基本可以看作是通胀预期与经济增长预期的叠加。
那么我们来看，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月13日达到4.8%的高点之后，迅速回落至4.2%左右，短短时间内下跌了0.6个百分点。这样快速的下行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答案其实只有一个，并不是通胀预期下来了，而是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突然变得非常悲观，普遍预期经济将出现问题。
特朗普在贸易政策等多个领域上的反复无常，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市场目前实际上是在交易“美国经济将衰退”的预期。这正是我们在近期市场反应中所看到的情绪和动向。
但在我看来，目前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已经有些过头了。某种程度上，这反映出一种不够理性的状态。
回顾去年年底，当时市场情绪十分亢奋，所谓的“rally”阶段表现出强烈的乐观主义，大家普遍相信特朗普能够带来更自由的经济政策、更多的放松管制，从而激发经济活力。但如今看来，这些乐观预期未必能够兑现。
现在的悲观情绪则有些过度了。我们不妨通过几组数据来看，美国目前的经济基本面并不算差。
首先是失业率。虽然近期略有上升，但目前为止失业率仍处在4.1%的水平，这是美国近代历史上相当低的一个数字，不足以构成“强烈衰退”的证据。这是我们可以明确观察到的第一个数据。
我们再来看第二组数据。
从美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史来看，真正导致经济出现大幅衰退的，并不单纯是加息本身，而是在经济过热背景下，过度扩张的债务累积。
无论是2008年次贷危机，还是1980年、1982年的经济衰退，背后的根本逻辑都是类似的：在经济持续繁荣的阶段，人们普遍认为赚钱很容易，于是开始借钱、加杠杆，债务规模迅速膨胀。而一旦美联储开始加息、货币政策转向收紧，利率上升所带来的还本付息压力，往往就成为压垮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换句话说，真正引发衰退的并不是加息本身，而是前期债务堆积的“隐患”在紧缩环境下集中爆发。这就是瑞·达利欧所说的经济周期，其实就是一个“债务周期”。
那么回到现在的美国，我之所以认为当前的衰退预期可能有些被夸大了，关键在于这轮加息周期开始时，美国的私人部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偿债压力。
具体来看，我们可以观察家庭部门的数据。家庭每个月用于还本付息的支出（即所谓的 debt service）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目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也就是说，即使经历了连续加息，美国普通家庭的财务状况仍然保持相对健康，尚未出现过度负担的迹象。
这进一步说明，从债务角度来看，美国经济暂时还没有“硬着陆”的基础。
我们再来看企业部门的状况。
从数据可以看到，美国企业的利息净支出 (Net Interest Expense) 实际上也在持续下降，明显低于疫情前的高点。这说明企业层面的财务负担并不重，整体偿债能力尚属健康。
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美国私营部门当前的债务压力都不大，因此我认为，美国经济在当前阶段出现严重衰退的概率依然非常低，不足以构成实质性的系统性风险。
为什么市场还是会如此担心美国经济的前景？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就是特朗普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关税政策上的反复变化。
接着我们来看“倒置”这个问题。最近大家都在谈“倒置”——也就是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改革，很多政府部门开始裁员。于是市场上开始担心：会不会引发大规模失业？政府大幅度缩减开支，会不会对经济造成打击？
这些担心看起来有道理，但我们冷静来看，“倒置”究竟带来了多大的实际影响？
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统计数据，但我们根据美国18个联邦政府部门的上报数据，包括国防部的初步数据来看，总共裁掉了大约三万多名临时工，主要是所谓的专业合同工 (professional workers) 和临时工 (temporary workers) 。
换句话说，这个裁员规模其实非常有限，对于联邦政府整体运作也好，对全美劳动市场 (labour force) 也好，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根本构不成宏观经济上的压力。
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正所谓“读史早知今日事”，其实很多现在发生的事，过去都见过。
比如2011到2014年这几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人数从次贷危机后的高峰——340多万人，下降到大约270万，整整裁了70多万人。
但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美国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
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也挺有意思。2011年，美国媒体爆出联邦政府某部门在活动中采购了价值16美元的杯子蛋糕 (muffin) ，舆论哗然。结果奥巴马和拜登掀起了一场“反浪费”运动，开始大幅削减政府开支。
这和现在马斯克推行的裁员、政府缩减预算是不是很像？但我们要注意——那次所谓的“反浪费”，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对经济造成实质性冲击。
今天美国政府的裁员情况，也很可能重演类似的剧本——看起来动作不少，实际上对整体就业市场影响有限。
所以，从整体来看，这类“削减政府开支”的政策，多数是雷声大、雨点小，影响被夸大了，并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真正的冲击。
我们再来看一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2月，美国的工业产出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从多个维度来看，美国目前的经济数据并没有显示出即将进入严重衰退的迹象。
简单说，尽管市场对衰退有不少担忧，但实际数据并不支持这种悲观判断。
类滞胀来袭：经济放缓与通胀高企的矛盾
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经济问题，并不是增长乏力，而是通胀居高不下。这是目前最棘手的挑战。
我先给出一个判断：未来3至4个月内，大概在今年年中，也就是6月至7月这段时间，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为什么？我认为，通胀的下行压力将会遭遇极大阻力，甚至可能出现一种“类滞胀”的风险——经济增速放缓，但通胀仍然顽固不下。
通胀到底从哪来？我们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是产品，也就是实物商品的价格波动；二是服务业的价格。这两者合起来构成了整体的通胀结构。
过去一年里，美联储确实降息了，也告诉我们通胀水平在下行，物价上涨的速度在放缓。那么这个“放缓”到底从哪里来？根源又是什么？
答案就在商品价格的变化上。我们观察到，实物商品的价格增速明显放缓，甚至一度出现通缩。那么为什么商品价格会下降？这里的关键是供应链。
我来讲一个真实的供应链故事：在疫情期间，美国的大型零售商，比如Walmart，要维持市场上的商品供应，却遇到了严重的瓶颈问题。中国的工厂可能关了，即使复工了，整个园区也可能封控出不来；好不容易运到港口，却找不到集装箱；找到了集装箱运到了洛杉矶，又遇到港口卸货难题。这是一整套链条的问题，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为了确保货品不断线，只能采取一个办法——囤货。一个订单怕到不了，那就多下几个订单，只要有一个能送达就好。所以从疫情高峰期一直到2022年底，美国企业的库存大量积压，仓库都堆满了货。
等到疫情缓解、供应链恢复正常，这些企业马上面临新的问题：清库存。怎么清？只有一个办法——降价促销。于是，商品价格就下降了，这也是我们看到商品通胀放缓的主要原因。
但这只是暂时的。现在这个“去库存周期”已经结束，未来商品价格的上涨趋势可能会再次回归。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是关于服务业的通胀。虽然我们看到服务通胀整体略有下行，但这主要是受到房租的影响，其他服务价格其实还在持续上涨。即便目前服务价格的同比涨幅是4.1%，仍然显著高于美国历史平均水平。
我们再看一个事实：美国的通胀水平依然高于历史平均。自2000年以来，美国通胀的平均水平用图中的虚线表示，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通胀依然显著高于这个水平。因此，我认为美国通胀很难出现根本性的下行，它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呈现反复波动的状态。
这张图，这是美国工资水平的变化。目前工资增长幅度达到了4.4%，远远高出2006年以来的平均水平（同样以虚线表示）。而工资上涨意味着企业的成本上升，企业自然会将这部分压力转嫁出去，最终反映在物价上。这是最基本的经济逻辑，跑不了的。
所以我们看到通胀难以下行、面临巨大阻力。同时，经济增长本身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虽然我不认为美国会陷入严重衰退，但增速放缓是确定的。面对关税政策不清晰、供应链混乱、投资环境不明朗等因素，企业在制定资本支出计划时会更加谨慎。英文里我们用“headwind”来形容这种阻力，意思是顶头风。
在通胀居高不下、经济增速又在放缓的背景下，我将其称之为“类滞胀”状态。它不是70年代那种典型的滞胀 (Stagflation) ，但它呈现出两个相矛盾的趋势：一方面，经济放缓需要货币宽松刺激增长；另一方面，高通胀又需要紧缩政策来控制物价。这种矛盾让政策制定者非常为难，甚至连美联储都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上周和一些朋友也聊到，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保留一定的流动性是较为稳妥的选择。也就是说，应该维持一定比例的现金或短期债券配置。
从历史数据来看，大宗商品在类似的宏观环境下，往往有较好的交易表现。当然，我必须强调，这不是具体的投资建议，而只是我基于宏观判断所做的一些观察。
接下来，我将进一步谈谈与当前经济局势密切相关的关税问题。我们先从特朗普发的一条推文说起。他写道：
“The U.S. doesn’t have Free Trade. We have ‘Stupid Trade.’ The Entire World is RIPPING US OFF!!!”（美国没有自由贸易，我们的是“愚蠢的贸易”。全世界都在占我们便宜！）
这条推文背后的情绪很清晰，那就是一种强烈的受害者心态——认为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是“被剥削的一方”。然而，我们要理解一个更深层次的逻辑：关于贸易的莫衷一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特朗普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他所表达的这种情绪，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他个人性格的产物，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在政治层面的一次爆发。换句话说，是整个社会对全球化分配不均、产业空心化、就业流失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反应，最终催生出特朗普及其贸易政策。
他只是“说出了很多人心中的不满”，并将这些不满通过政策形式呈现出来。这种不满，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根源。
特朗普频繁提到的“对等关税” (Reciprocal Tariffs) 概念，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你对我的商品征多少关税，我就对你的商品征多少。乍听之下，这是一个公平的逻辑。
但我们不妨从实际数据出发，看看真实的贸易环境。
数据显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三个国家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平均水平低于美国对他们征收的关税。这三个国家分别是：英国、日本、中国（需特别说明：中国对美关税偏低，是因为美国率先大幅加征惩罚性关税所致）
其他如印度、土耳其、巴西、阿根廷、泰国等国家，对美国产品征收的关税普遍高于美国对它们的关税水平。
也就是说，美国商品在其他国家确实面临着更高的关税壁垒，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所说的“全世界都在占我们便宜”这一说法，并非毫无根据。这也是美国内部“吃亏论”产生的重要舆论基础。
但问题在于，对等关税在现实中极其复杂，甚至接近于不可操作。为什么这么说？
目前，美国与全球约200个国家或地区有贸易往来，每个国家对不同商品设置的关税税率千差万别。以常见的“税则分类” (Tariff Lines) 为例，每个国家大约需要为12,500多类产品设定具体的税率。换句话说：
若要实现所谓“完全对等关税”，美国需管理250万种不同税率组合。
这在现实操作中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也正是当前全球贸易秩序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真实写照。
我想指出的第一个事实是：美国是全球最开放的贸易国家之一。这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前提。
第二个事实是，很多人将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斯穆特-霍利法案》相提并论，认为世界即将再次陷入灾难。但两者之间其实有本质差异。
1930年，这项法案让美国关税水平翻倍，当时的宣传是“让繁荣回归美国”，结果却引发全球性的报复和全面贸易战，最终导致全球经济萧条，也被认为是引发二战的重要背景之一。那时候美国是全球最大出口国，关税上调反而让自己首当其冲地遭受报复性打击。
而今天的美国早已变成了全球最大进口国。所以，当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时，中国虽然也进行报复，但其报复能力与空间是有限的。这与当年“加关税=自伤”的局面完全不同。
第三个事实，我想强调的是：很多人把“加关税”这件事简单地等同于特朗普，这其实并不准确。即使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其所施加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也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有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和系统性考量。这不仅仅是某个总统个人意志的体现。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拜登上台后，是否改变了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政策？答案是——没有。拜登延续了原有的关税政策，甚至根据数据，他任内征收的关税总额超过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水平。
这是我们要明确的三个事实之一。厘清这些事实之后，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美国在贸易上看似开放？根本原因是什么？
全球贸易体系的真相：美国是“最终买家”
这一点需要从二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说起。美国为何愿意开放市场，让其他国家进入？关键在于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是一个单一规则，而是一整套制度安排，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其核心内容在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同时美元被赋予了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与支付功能。
这背后的历史意义在于：黄金的数量是有限的。当某两个国家，比如中国与德国，进行贸易时，如果缺乏黄金，就会导致流动性不足，从而影响贸易的正常进行。而美元的介入，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得全球贸易可以更加顺畅地进行，实现经济活动中的价值流通。
如果创造出来的东西不能顺利交换，它的价值就实现不了，经济也就不高效。要让贸易顺利，我们就需要一种更灵活的支付方式。
这种方式的特点是：需要的时候可以创造出来，不像黄金那样是固定的。这就是美元。
美元作为一种国际清算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全球贸易。
回顾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历史，很多人至今仍认为，那场灾难的根源在于贸易壁垒。各国竞相贬值本币、设置关税、限制自由贸易，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利益失衡，进而引发冲突。所以，二战后各国决定建立一套全球性的体系，来为自由贸易保驾护航。
这个体系不只是一个单一规则，而是一整套机制。其中包括IMF——当一个国家，比如印度，买石油时缺少美元，就可以向IMF借款，起到资金融通的作用。还有GATT，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后来发展为WTO，主要是消除贸易壁垒，推动贸易自由化。
世界银行也是关键的一环。我们过去容易忽视它的作用，总觉得这个体系只是为了促进贸易。但事实上，这个贸易要加一个前提词——平衡的贸易，而不是单方面的自由贸易。
大家可能听过一句话：“商品可以跨越边境，士兵就不会跨越边境。”但这句话其实过于简单。我想加一句：“如果商品只能单向跨境，士兵就可能从另一个方向走进来。”换句话说，贸易如果长期失衡，就可能引发冲突。
这就引出了“平衡贸易”的必要性。你不能只卖不买，也不能只买不卖。如果一边是工业国，一边是农业国，长期下来一定是不平衡的。工业国出口附加值高的产品，而农业国没有机会发展工业，就会陷入贫困落后的状态。这时，世界银行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通过支持工业化，帮助落后国家逐步追赶，从而让“平衡贸易”成为可能。
不过，实现真正的平衡并不容易。比如，非洲国家要想赶上德国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要维持全球体系的平衡和稳定，就必须要有一个“最终购买者”。这个角色只能由美国来承担。只有美国能持续制造美元，把全球卖不出去的产品买下来。
为什么？因为美元是全球清算货币。日本从巴西买铁矿石，收的也是美元。那这些美元从哪来？还得是美国去买别人的产品，把美元输出出去。所以美国必须承担持续的贸易赤字，才能让全球贸易顺利运转。也就是说，只有美国不断买、不断发美元，其他国家的贸易才有结算媒介。
这就是全球经济体系能持续运行的基础：一个发行全球储备货币的国家 + 一个最终购买者。这两者都由美国来做。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占便宜了？表面上看是的。中国辛辛苦苦生产商品，用资源、劳动力、环保代价换来一张“零成本的纸”——美元。听起来确实不公平。但反过来看，美国也要付出代价：它的工业会空心化，因为产业和就业转移出去了。
这就解释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人民币不能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因为中国是卖方，赚的是美元；而只有像美国这样长期买入、长期赤字，才能持续“喂养”这个体系。
所以，全球经济的运行表面上看是一套合理的交换体系，实则背后依赖着一国的持续赤字、产业转移和巨大的金融信用支持。这是一笔“糊涂账”，但也是支撑整个世界平衡的关键机制。
当一个国家失去制造业，问题就开始浮现。制造业的工作岗位通常薪酬较高，是所谓的“幸福的制造业工作” (Happy Manufacturing Jobs) 。一旦这些岗位离开美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美国的蓝领工人收入下降，生活变得困难。
这不仅仅是收入问题。产业链的流失也意味着国家竞争力的下滑。所以你会发现，产业空心化带来的，不只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还有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稳定的风险。
那么，这些问题怎么矫正？
其实你会发现，回顾拜登政府的政策，每一条基本上都符合经济逻辑。他们试图通过三方面来应对当前局势：
第一，要有清晰、透明且一致的关税政策。贸易规则不能朝令夕改，要给市场稳定的预期。
第二，美国需要重建自己的社会福利体系。要有一个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确保低收入群体在经济转型中不被抛弃，能获得足够的补偿和支持。
第三，就是用政策手段推动关键产业发展，比如清洁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等，这样才能重建美国的产业基础。
这些，其实拜登政府都在做。也就是说，关税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它的执行方式。
而特朗普时代的问题，不是关税，而是不确定性。你根本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政策来得太突然、太随意，市场无所适从。所以我们才会对他感到“frustrated”（困惑与失望）。
再说回刚才那个核心问题：美国是不是在占全世界的便宜？表面看是的。
它印出来的美元，买到了中国、日本、德国辛苦制造出来的实物产品。这些产品背后有资源、劳动力、环保和设备成本，而美元的印制成本几乎为零。听起来，美国确实在占便宜。
但真的是这样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美国同时也在承担代价。首先，它要承受持续扩大的贸易赤字。其次，它必须放弃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能依靠国际分工。它要做的是拉动全球贸易，让产业分布在全世界。也就是说，它以空心化的工业换来了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和美元的地位。
第二个代价是什么？
美国享受美元的优势，但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就是维护全球的贸易秩序和规则。
我们知道，国际贸易要顺利运转，不能光靠市场自己跑，还需要一套规则来保障，比如大家要彼此买卖、遵守合同、保持市场开放。这些规则不能没人管，总得有个国家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美国要承担的，就是“管秩序”的角色。比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必须出兵；全球哪里有冲突，很多时候也是美国先出手维持局势。这其实不是它多“好管闲事”，而是因为它得维护整个体系的运转。
马云曾问过一句话：美国为什么几万亿美元去打仗，不去修学校？听起来很质朴，但其实答案很现实——这笔钱，是维护美元地位的代价。
你既然享受“世界货币”的地位，就得出钱出力去维持秩序。
但问题来了：随着美国本土产业空心化、国内矛盾加剧，而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强，美国渐渐发现，它承担的责任太重了，自己却越来越吃力了。
这，就是特朗普能崛起的背景。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当下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
特朗普曾说：“整个世界都在占美国的便宜 (replace off America)。”听起来刺耳，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请大家看这张图——左边是美国的国防开支，右边是整个欧洲国家国防开支的总和。差距非常明显。
欧洲三大支柱动摇，走向自我防卫与财政整合
这也是为什么，2023年底，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欧洲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模式已经破产。”
他说欧洲原本的三大支柱是什么？
第一，能源靠俄罗斯；第二，安全靠美国；第三，贸易靠中国。
但今天，这三根支柱是不是都摇摇欲坠了？俄乌战争让能源危机暴露出来；美国自己都越来越不想承担安全责任；而中国的贸易模式也在调整。
所以特朗普的指责——说欧洲在防务上“薅美国羊毛”——并不是空穴来风。你想想，欧洲很多国家在国防上的投入长期低于北约要求的GDP 2%标准，只有约0.5%。几十年几乎没怎么变，也没人去真正追责。
但如今这个“和平红利”终于吃到头了。美国不想再当“老大哥”，世界的格局正在变。
那么接下来，欧洲该怎么办？只有一个答案——自力更生。
于是我们看到了最新的动作：欧洲再武装。
在俄罗斯带来的安全压力下，欧洲国家终于达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未来将增加8,000亿欧元的国防支出。
这个巨额投入，将标志着欧洲开始告别“安全依赖”，迈向“自我防卫”。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资金从哪里来？
这正是我要和大家探讨的重点。欧洲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再评估机会，我认为这种变化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它的根本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欧洲国家正计划将国防开支从目前平均占GDP 0.5%的水平，提高至2%。这将带来大约6,500亿欧元的新增开支。而这8,000亿欧元的总额中，剩余的1,500亿将需要由欧盟作为整体来承担。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欧盟如何融资？
方案是由欧盟统一发行债券，筹措这1,500亿欧元，再分配至各成员国——可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然而，这样的安排引发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欧盟的财政信用来自哪里？
答案显而易见——来自德国、荷兰等北欧的盈余国。换句话说，这是典型的“财政一体化”或“债务共同化”：富裕国家借钱，贫穷国家花钱。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就说明一个重大事实：借钱者和用钱者已不再是分离的个体，而是一体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我们将可能见证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飞跃。
为什么我要重新估量欧洲的未来？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前德法之间关系空前和谐，这是推动欧洲联动的前提。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我们过去对欧洲的悲观，源于其结构性矛盾。欧元区内多个国家共用一种货币，却缺乏财政统一机制。这带来了什么后果？
比如说，德国过去能大量向意大利和希腊出口商品，原因有二：一是共同市场的存在，二是共用欧元。但这也导致了问题——南欧国家失去了通过货币贬值来自救的能力。
过去，意大利可以通过让里拉贬值，提升出口竞争力，抵消德国商品的倾销。但在欧元体系内，它无法再调控自己的汇率。结果就是德国的高效产品如“坦克般”涌入南欧，加剧经济不平衡，酿成欧债危机。
我们不妨做个类比：中国的浙江和江苏可以共用人民币，是因为我们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浙江如果赚了钱，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机制，转移资源去扶持西藏。这就是财政一体化的威力。
而欧洲，如果真想解决自身结构性问题，唯一的路径，就是推动更深入的财政一体化。唯有如此，欧洲货币联盟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和财政共同体。
欧洲推动统一货币，根本目的是实现政治统一。其他方面基本完成，剩下最难的一步，就是财政一体化。
财政一体化的核心，是让德国等国出资，帮助南欧国家还债。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并不是一个整体。
如果欧盟要以统一机构的身份征税并分配资金，挑战就来了。
首先，德国不能再质疑自己的钱为何要给别人花。其次，欧盟出钱不可能无条件，必然附带改革要求。
这意味着欧盟开始干预成员国内政。
财政一体化的真正结果，就是政治上的一体化。
我过去对欧洲是悲观的，认为财政一体化难以实现。即使欧盟曾尝试统一筹资、以德国信用担保发行债券，也只是疫情时期的特例，我原本以为那只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
但现在情况变了。
欧洲正面临真正的外部威胁——俄罗斯带来的安全压力。这让“钱”不再是最大的问题，安全才是。当生存成为核心议题，财政合作反而变得现实。财政的统一，会为政治一体化打开新窗口。
这正是我开始修正看法、重新评估欧洲未来的原因。
就像马里奥·德拉吉所说，欧洲面临的三大依赖：俄国的能源、中国的市场与供应链、以及美国的安全保障。欧洲真正的问题，是缺乏独立性。
而现在，它正试图通过一系列战略转向，去实现独立。这些过去看似不可能的事，现在，开始有实现的机会。
他提出的四点方案：
第一，欧洲需要有积极的产业政策，支持科技和关键产业的发展。
第二，欧洲必须在能源上实现自主，依靠清洁能源推动科技进步，不能再依赖美国和俄罗斯的天然气。对欧洲来说，清洁能源不仅是气候议题，更是安全问题。
第三，欧洲要通过有策略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关键资源出口国建立关系，确保供应链稳定。这也是欧洲与南美签署自贸协定的原因，比如获取锂矿等关键资源。
第四，统一军备，大力提升欧洲的国防水平。这已经成为当前欧洲的重要政策方向。
再请大家看一看欧洲的工业：
全球前十五大军工企业中，欧洲仅有三家：BAE、空客和意大利的莱昂纳多，比例很低，竞争力也不足。
原因有几方面：第一，没有市场；第二，成本过高。而成本高的根本，是因为欧洲各国国防开支不足，缺乏内部订单。加上各国防务体系不统一，标准不一致，导致订单零散、量小、周期短，企业无法长期投资，自然效率低、成本高、竞争力弱。
但这一切，可能会因欧洲“重新武装”的进程而改变。
整个欧洲的工业将会全面重估。
治理范式的百年变迁：从公正到效率，再到安全
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其实正在经历一场治理范式的转变。我把过去近百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0–1980）：罗斯福新政秩序
关键词是社会公正。大政府是主旋律，美国推新政，英国搞福利，北欧走民主社会主义。虽然未必真的实现了公正，但这是当时治理的核心诉求。
第二阶段（1980–2020）：新自由主义秩序
关键词是效率。从里根到撒切尔夫人，强调去管制化，推动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中国也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
第三阶段（2020年以后）：安全成为主线
全球化带来的分化与不平衡，引发新兴强权崛起。新阶段的关键词是安全：包括国防安全、科技安全、数据安全和供应链安全。
如果安全成为核心，自由贸易还会存在吗？会，但不再是普世规则，而是变成利益交换的筹码。
正如马里奥·德拉吉所说：要通过有策略的双边自贸协定，来获取关键资源，稳定供应链。贸易将越来越“工具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当前世界不是冷战，而是结构性竞争
我在准备这次分享时，重新翻出了一份2021年的PPT。过去有些内容我没完全想明白，但这次重新看，有了新的体会。
我引用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的一句话：“现实中人们讨论历史，而非经济学、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他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与历史上的什么事件相似？”
很多人说当下像冷战。我认为并不相同。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是明确的意识形态对抗，彼此都有清晰的价值主张。而今天的中美之间，并不具有这种价值观上的征服意图。我们无法说，特朗普有一套完整的价值观。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世界，不再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世界。
第二，冷战时期全球只有五十多个国家，很多国家刚独立或正处于战后废墟状态。它们力量弱小，只能依附强权，才形成了美苏两个阵营。
而今天，中美都不再具备那种号召全球的绝对优势。结果就是——这个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
未来将是多强共存的格局：除了中美，还有重新崛起的欧洲，可能与日本建立更紧密联系；还有一系列区域性强权，如印尼、巴西、土耳其、沙特等国，也将在区域层面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杠杆空间。
这也是我一直建议企业多关注的方向——中等强国 (middle powers) 正在兴起，它们将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重要力量。
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理解多极化世界的未来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分享一张我在2021年使用的PPT。当时我的理解与现在相比已经有所不同。
我想问：这个世界更像什么？我认为，我们不如回头看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什么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简单说，17世纪初，欧洲经历了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对抗，本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打了三十年，伤亡惨重，最终彼此无力取胜，只能通过外交手段缔造和平，这才有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诞生。
它的历史意义在于：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现代世界体系的雏形，强调通过外交协商来实现和平。
它和之前最大的不同在于——意识形态不再是主导。各方认识到，既然无法征服彼此，不如接受差异，在此基础上维持和平。
体系的核心机制，是“力量均衡 (equilibrium) ”。意思是各国实力相对均衡，没有一方能够轻易压倒他人，因而不敢轻启战端，从而维持稳定。
如果有人打破这种平衡，怎么办？历史告诉我们：大家会联手压制破局者。
第一个破局者是法国，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最终被欧洲联军击败。
之后的另一个破局者是德国——俾斯麦之后的统一德国。它打破了欧洲原有的平衡，也导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崩溃。
我希望大家能有机会回顾这段历史，它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我们即将面对的这个多极化的世界。
Q&A
问
以欧洲为例，尽管它有意图重新崛起，但在我看来，它面临一个很大的障碍——缺乏足够的人才和人口基础。类似的问题在日本也非常突出。与昭和时代相比，当代日本社会在年轻人中普遍存在责任感减弱、进取心不足的问题，类似的现象在欧洲也有体现。相比之下，或许只有中国还拥有一批普遍勤奋努力、整体素质较高的人口基础。在您看来，这个问题该如何理解与应对？
答
日本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大家对此其实已有相当的认知。自2012年以来，日本的就业率持续上升，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攀升。可以说，安倍经济学中的“三支箭”政策在这一过程中确实发挥了显著作用。如果将来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能会给予它比过去几年更为积极的评价。
日本长期面临人口短缺问题，而在应对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欧洲的经验也值得借鉴。事实上，欧洲在历史上从移民中获益良多。例如，德国接纳了大量来自土耳其的移民，得以引入许多高素质劳动力。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经济发展，也解释了为何欧洲整体在移民政策上较为宽松。
与此同时，中国正成为全球变局中的关键变量。在多个层面上，中国展现出巨大的潜力，特别在人口素质方面。以理工科为例，中国每年培养出约370万名毕业生，这构建了强大的人口红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工程师红利”。这种红利为中国的长期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红利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在发展中实现平衡，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移民政策的开放往往伴随着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当今政治高度分裂的背景下更为明显。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立场，而大规模移民的流入，可能会对社会稳定与和谐造成巨大冲击。这正是近年来欧洲与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民粹主义、分离主义、孤立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兴起，已成为不争的现实。
但从长远来看，一个开放的社会始终是创新的源泉。因此，当前人们对美国长期增长前景的担忧，某种程度上也源于其逐渐封闭的态势。虽然美国每年培养的理工科毕业生数量远低于中国与印度，但美国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科技领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对全球科技人才的开放政策。许多科技创新都来自外国工程师与科学家。然而近年来，美国即便对持有合法签证和绿卡的人，也有可能在其未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将其驱逐出境。这种趋势无疑加剧了人们对其未来发展的不安。
由此可见，我们所处的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失衡与不确定性。关键在于，美国是否仍具备足够的自我纠错能力；中国是否能找到一个平衡发展、与世界和谐共处的方式；而其他经济体，能否有效地解决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包括欧洲、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在经历的挑战。
日本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可能早于欧洲。相比之下，欧洲长期以来缺乏统一的战略，成员国各自为政，难以实现协同增长。我们若从地理和人口规模看，欧洲并不庞大。比如法国的国土面积与中国四川省相当；德国人口仅8,000万，甚至不及河南或四川。这使得欧洲若不能实现真正的整合，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下，将难以确立其清晰的位置。
值得欣慰的是，欧洲目前已出现一些相对积极的迹象，或许预示着转变的契机。若能顺利推进，这对全球的和谐与稳定发展无疑是一种福音。以上是我的一些思考和看法，感谢您的提问。
问
我想请教一个关于价值观和利益调节的问题。刚才提到，如果现在的国际关系已经从价值观主导转向以利益再平衡为主，那么我们对未来的一些悲观看法，是否有可能被重新定义？
比如说，美俄关系目前的调整，究竟是基于价值观，还是出于经济和战略利益？如果并非价值观主导，那中美之间是否也有可能在利益层面找到新的平衡，从而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答
这个问题确实不容易回答，我尽力给出一些思考。所谓现实主义外交，指的是从价值观主导的外交逐渐转向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外交实践。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正是这一转变的历史标志，标志着现实主义外交逐步取代了理想主义。
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一直试图在价值观与现实主义之间寻找平衡，作为“道义领袖”的角色让它常常陷入左右摇摆。例如，美国在越南和阿富汗的介入最终都半途而废，这种反复也成为许多国家对其不信任的原因。
至于美俄关系，我认为很难进行准确评价。信息极其有限，我们只能从有限的公开资料中进行判断。我想分享一位可能将在美国国防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L. Breach Kirby。他代表了美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其背后的理论源自尼古拉斯·斯帕克曼（Nicholas Spykman），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斯帕克曼的核心观点是：美国无法同时维持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方向的全面优势时，应优先保全太平洋。他曾指出，不论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控制欧洲，对美国而言都不是最直接的威胁。真正的策略应是让他们之间形成竞争与制衡，从而避免战争波及美国本土。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格局下，我无法给出明确答案。但从现实主义外交的历史传承中，也许我们可以获得一些理解国际关系演变的视角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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