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重塑正在加速，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否依旧稳固？本文通过解读全球供应链变迁的路径及产业链冲突与合作，为中国的全球化参与者们建立对全球产业链变迁的新认知。
在最开始，想先明确三个概念。
在各种报告中，经常会提到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三个概念：
价值链主要是经济学家关心的，聚焦利益分配，和效率相关；
供应链则是管理学的概念，是企业关心的问题，传统意义上更偏向成本管理，但现在也开始关注稳定和安全问题；
产业链是国家政府关心的，主要是为产业层面的生产衔接和生产布局提供稳定、有利的外部条件。
这三个概念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用，但某些特定情况下，其意义还是有很大差别。
例如，从苹果手机的价值链来看，富士康的装配环节并不重要。
因为苹果手机的增加值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只是组装环节，增加值相当有限。
但是若以供应链视角来看，富士康处于苹果手机供应链网络的核心节点，一旦富士康停摆，则会导致整个苹果供应链的崩溃。
综上，如果强调效率、利益分配、如何通过布局带来实现效率提升，那就需要从价值链视角出发；而如果从安全、稳定、可靠性角度来说，管理学供应链的视角则更为重要。
01 全球产业链的基本盘与悖论：完全自主可控还是全球构建？
在讨论中国产业链的全球影响力和脆弱性之前，需要先对关键产品做界定。
关键产品，即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的产品。当然这个定义也不完美，所以只是分析的角度之一。
当前，从关键产品出口的种类数和金额来看，中国都位居于世界领先，数量上接近美国、金额上超过美国，这些都显示出中国产业链的影响力较高。
但我们也应考虑到，中国有较多产品处于产业链偏下游位置，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金额还包含了日韩德美等国产业链中上游价值。所以上面金额的指标可能高估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力。
另外，除了美国之外，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链影响力也很高。我们要避免出现一对多的情况，要努力维持和主要经济体的关系稳定、互利共赢，这对于中国产业链安全来说也至关重要。
观察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脆弱性，可以根据中国进口产品的市场集中度高低（中国作为需求方视角）、出口中心度高低（其他国家作为供给方视角），把所有进口的制造业中间产品分为以下四类：
第I组.显性“卡脖子”：指我国进口需求这一端的来源比较集中，同时全球供给方的出口中心度也比较集中的情况，这类产品供应链脆弱性大，供应链的风险较大。
第II组.潜在“卡脖子”：指我国进口需求这一端比较分散，但是供给端的出口较为集中的情况。
这种产品往往是因为现阶段我们的需求量不大、容易实现分散进口，所以进口来源的集中度比较低、供应链脆弱性小。
但是如果我国因为产业升级或消费升级而增加进口这类产品时，可能会导致我国的进口集中度向全球的出口中心度去收敛，所以这类产品有向显性“卡脖子”这类转化的风险。
第III组.可转为安全类：指我国进口需求这一端来源比较集中，但是全球供给方的出口中心度却较低的情况。
这类产品在全球很多国家都能生产，而我国之所以从少数国家进口是因其性价比更高。
这类产品的供应链脆弱性较大，但可改善空间也大，只要我们愿意牺牲一些性价比，还是可以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所以是可以向安全类转换的类别，不过效率会面临一定的转换代价。
第IV组.显性安全：指我国进口需求这一端来源比较分散，同时全球供给方的出口中心度也比较低的产品，这类产品供应链脆弱性低，比较安全。
依据某个国家不同种类产品的脆弱性，结合产品的金额进行加权，就可以得到这个国家大类行业（HS2位码的97章产品）的脆弱性。
我们对美国、中国等十个重要国家的大类行业脆弱性进行了分析，总体情况如下：
根据这一表格，可以得出2个结论：
第一，各国脆弱性最高的行业往往都是两个行业——电子电气设备、机械设备。这两个行业本身的特点就是集成度较高，分工程度较高，供应链都比较长。
第二，我们都知道，日本、韩国、美国是半导体和电子电气设备都比较强的，但是对这些国家来说，这个行业的脆弱度往往也是最高的。
同样，传统老牌欧洲国家的机械设备也都很强，而其脆弱度最高的行业也恰恰是机械设备。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竞争力越强的行业，其供应链脆弱度可能也越高。
观察中国行业可以发现，我国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同样存在这样的悖论，即竞争力越强，则供应链脆弱性越大，对外依赖度越高。
相比之下，我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供应链短、零部件少等原因反而并不存在以上现象。
进一步引申，一个国家同时想获得某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以及该产业链在全球的竞争力，这两者恐怕难以同时兼得。
面对国家产业链的上述悖论，美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归类为以下2个方面：
政治维度上来看：美国的很多中间产品的进口来源国，也恰恰是美国的盟国，包括欧洲国家、北美国家、东亚的部分国家，这些国家不会主动卡美国的脖子。
在不考虑政治关系时，中国和美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都比较大；但是考虑到政治维度之后，中国的供应链风险则进一步上升，而美国的风险则有所下降。
技术方面的断供能力来看：中国和美国互相断供产品，其痛苦程度并不对称，这一点会体现在经济学所说的价格弹性上，也可以量化来分析。
因此当考虑到政治关系、断供能力后，中美的供应链风险就会有明显的差异。
当然，毕竟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影响力也很大，美国要卡中国的脖子也存在一定难度。
从产品的层面再往深一层来看就是技术。同时，“卡脖子”不仅是卡产品，还有卡技术、卡专利。
比如，美国对俄罗斯制裁以金融制裁为主，而对我国则是以出口管制为主，即下图中的BIS制裁实体数量。
这意味着，美国在制裁中国和俄罗斯的时候，思路是大不相同的。
进一步梳理国际专利合作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美之间专利技术合作存在脱钩迹象。
第二，在2020年之前，中国和其他中间国家的合作有所增强，弥补了一部分空白。
第三，即使中美之间的专利技术合作数量有所下降，但美国仍然是中国第一大专利技术合作伙伴，德国、日本加起来也没有美国多。在2020年之后，中国和其他中间国家的专利技术合作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从美国来看，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双边角度来看，缩小打击面，进行“小院高墙”式精准打击。
二，多边角度来看，借助盟友圈和多边平台杠杆。
三，从其自身角度来看，加强本国科研投入，强调产业政策。
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呈以下新趋势：
第一，从“全面脱钩”，转向“传统领域再挂钩”和“新兴科技领域定向脱钩”。
第二，网络空间竞争和对抗进一步加剧。未来中美竞争将会进入“全政府－全社会”模式的融合国力竞争时代。
这里的“融合国力”和过去所说的“综合国力”不同。科技平台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部分政府的功能和较强的网络影响力，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好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可以进一步提升融合国力，并在国际竞争中胜出。
要注意到，数字经济的赢者通吃不但发生在一国范围内，同时更是发生在全球范围内、国与国之间。
第三，中美博弈围绕新技术的国际规则、国际话语权争夺将更为激烈，包括气候变化、数字技术、医疗卫生等方面。
而在此背景下，从中美科技的基础盘来看，我国专利技术的总体特点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底子薄：从过去20年全球核心专利分布看，中国仅占到2%，排在全世界第12名。
二、有泡沫：根据相关指标识别，中国在过去20年中所申请的专利，关键核心专利仅占2.5%。
三、进步神速：2000年中国的核心专利占比甚至低于印度，截至2019年中国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越德国，跻身前三。
四、结构上“偏科”严重：在数字通信、电信等行业，中美差距已经较小，但是在另外一些行业，两国的专利数量差距依旧显著。
02 产业链冲击：数字经济如何深刻改变供应链格局？
中国现在的产业链发展受到很多新因素的冲击，除了中美关系之外，还包括俄乌冲突、数字技术、气候变化和绿色经济、疫情冲击等等。
全球化的最早形式只是跨境消费，例如茶叶、瓷器的流通。
二战后到上世纪末，全球化的主要形式是跨境生产，表现为资本的跨境流动。
而在2010年以来，世界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全球化的载体则变成了跨境数据流通。
在此全球化进入第三阶段这个背景下，国家安全成为了突出问题。
过去，在全球化的跨境生产阶段，我们可以基于对有形产品的管制来确保国家安全。但是在跨境数据流动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很难对数据的安全性进行精准界定，这也导致了军民两用技术边界和国家安全边界的日渐模糊。叠加国家关系之间的信任程度下降，这方面挑战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一些企业探索出了新的方法，例如TikTok通过数据托管模式，将数据全部储存在Oracle这类第三方平台上。当然，TikTok也仍然面临不小的压力。事实上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思路可以探讨和尝试，但是终极的底层逻辑还是我们在发展与安全之间的权衡。
03 中国的抉择：外迁、内移与合作
产业链的外移、内迁和区域重组，这些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是好是坏，事实上，这些情况同时都存在正、负两面的可能性。
以产业链内移为例，如果政府过度干预，则会导致资源低效配置、甚至错配。
但是如果产业链内迁真正发挥了区位优势，因势利导实现了产业承接、打造了新产业集群，那结果就是积极的。
中国的产业链在全球的优势仍然较为稳固。数据显示，2019年至今中国出口量占据的全球市场份额在不断上升。
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国产业链依旧面临较大压力，这些压力可分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
在经济因素方面，中国应对竞争压力的能力很强。我们的主要压力来自非经济因素，包括美国对中国“小院高墙”式精准打击，和为了巩固联盟而制定的技术标准和具有排斥性的经贸规则，以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做法。
从某个重要国家在华的外资企业规划可以发现，撤出和扩张的企业占比都在减少，保持观望的中立部分在扩大。这说明，很多外资企业陷入了不确定性。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乐观因素：
首先，中国的本土市场吸引力较大。
如果将外国的外资企业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其业务主要可分为出口和内销。
2016年之前，在华外资企业的出口大于内销；2016年二者持平；而2021年，外资企业的内销已经是出口的将近两倍。
因此，对于在华外资企业来说，大体上有2/3的市场在中国内地，这就意味着美国即使加征关税，也只能影响这些外资出口业务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业务不会受到直接冲击。
近年来在我国的政策框架中，经常提到“扩大内需战略”、“发挥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等等，也和我们提到的这个背景是一致的。
第二，中国市场不但规模大，而且投资回报率高。
以某个重要国家为例，2020年该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达到14.9%，如果把投资搬到东盟国家，则投资收益率会下降约6个百分点，搬到北美和欧洲则要下降9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国家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布局比例偏低。因为其担心双边关系恶化，使其在中长期面临投资风险。
因此，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地方政府欢迎外资，更需要媒体、大众的心态变得包容、开放，这样才能够真正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为经济服务。
另外从近年来看，不论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其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本身也在上升，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分解谬误和加总谬误，使得企业投资面临彷徨，甚至信心受到一定冲击。
在这方面，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信心支撑。
第三，中越经贸关系以互补为主，对中国的竞争压力较为可控。
越南已经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国家，仅次于美国、日本、韩国。且和越南相似的经济体还有很多，例如墨西哥、马来西亚等。
在过去20年中，中国对越南的出口增长了150多倍，对越南的顺差规模也相当巨大。
同时，中国、越南之间出口的竞争关系来看，中国也保持着完全的竞争优势。
从东盟国家整体出口包含的外国增加值来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处于第二，仅次于欧盟整体，而且从趋势来看已经比较接近欧盟整体。
可见中国也越来越间接得益于东盟国家的出口，这也体现了中国与东盟的互补关系。
总体来说，世界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在开放过程中，我们要处理好合作与竞争关系，也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本文来自“长江商学院EE”（ID：CKGSB_EE），作者： 长江EE，原文标题：“徐奇渊：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中国视角”，36氪出海经授权转载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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