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这座山：昨日的推力与今日的困顿

不同时期的全球化背后，有着不同的推手与规则。伴随世界秩序变化与新冠疫情发生，我们熟知的全球化是否已成为昨日世界？一个可能的逆全球化的世界会是怎样？

上篇：昨日的世界

理解二战之后的全球化

1972年，一名苏联粮食进口商来到纽约。他衣冠楚楚，讲一口几乎听不出口音的漂亮英文，直接约见嘉吉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苏联希望采购一批美国小麦。嘉吉很开心有机会跟苏联人做生意。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位苏联进口商与所有他能找到的粮食进出口商都搭上了线，很多人专程从伦敦、巴黎、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飞过来跟他见面。苏联人很慷慨，与所有进口商都签订了采购小麦的合同，共采购2000万吨小麦，相当于美国一年产量的三成。

等到嘉吉听说苏联人的“豪买”之举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有进出口商手里的小麦现货加在一起远没有那么多。进出口商都打着先谈生意后采购的算盘，大量的缺口需要从粮食期货市场采购，在两个星期之内就把全球小麦价格推高了六成，也推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这一后来被戏称为“小麦大盗”的事件，在新书《交易的世界》（[英]哈维尔·布拉斯、[英]杰克·法尔奇/著，中信出版社，2022年8月）中被详细记录。苏联人因为粮食减产，不得不在全球市场上采购小麦。精明的苏联进口商很清楚全球大宗商品商的软肋——他们太过保密，相互之间根本不通气，所以低价购买到了足够多的粮食，让大宗商品商承受粮食市场波动的风险，占了大便宜。此外，苏联人还善用美国农产品退税的政策，变相赚取了三亿美元的补贴。

这一事件突显了二战之后全球化的特征。一方面，虽然冷战尚未结束，苏联却并没有完全隔绝于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秩序之外。相反，苏联的进出口商人对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门儿清，苏联与美国的交易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少。另一方面，它也彰显了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的根本特征，即全球经济深度融合，自由贸易不仅加速了制造业的分工，也彻底改变了全球农业，依赖分工和规模化的农业大幅推高全球产量。而且这是一个守规则的市场，包括大宗商品交易商在内的各种跨国公司是这个市场的主角，即使是美国冷战中的对手也可以参与游戏。

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商品（包括粮食这样大宗商品）的日益富足，交易的频繁，是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时代的根本特征。

美国治下的和平与英国治下和平的不同

我们通常用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来形容二战之后的全球化，并以此来区别一战之前的上一轮全球化，即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如果仔细分析，这两次全球化有相似之处，也有显著的不同。

自由贸易是维多利亚时代（即一战之前大英帝国最繁盛的时代）的信仰。这种信仰强调，只要有自由贸易，就能推动国家的发展，就能带来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和服务。这种信仰还用大英帝国的发展轨迹来想象全球发展，认为自由贸易能够制造出一个巨大的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并带来稳定的进步。

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化有理想的层面，也有并不明说的一面。

理想的一面是对全球进步的向往，这种进步至少在英国社会是明显的。英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贵族阶层被商人和中产阶层所取代，他们更相信长期的博弈，也更信任制度和规则。

并不明说的一面则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是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竞争。虽然商业的全球化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却纷争不断，在全球各地争夺殖民地，拓展势力范围。这种殖民的血腥和残暴有违进步思想。维多利亚时代全球化繁荣的背后潜藏着两条危险的发展脉络，一个是全球殖民地争夺的激烈，另一个是各大国海军军备竞赛的白热化。两者都为未来的两次大战埋下了伏笔。

二战之后的全球化显然汲取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训，一方面推动殖民地的独立，另一方面全面遏制各大国参与的军备竞赛（美苏争霸是题外话），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美国所塑造的秩序，金融上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自由贸易上依托关贸总协定（后来演变成WTO），推动经济发展则依靠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和亚洲快速复苏。在这一基础之上，美国构建了一个几乎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推动了二战之后的全球化上了一个新台阶。

其实早在冷战结束前，苏联世界中的计划经济安排就已经逐渐被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商所侵蚀。古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古巴经济对苏联高度依赖，两者有大规模的易货贸易，古巴向苏联出口糖，换取苏联提供的石油。然而，从苏联运石油去古巴，从古巴运糖去苏联和东欧，都不是划算的买卖，距离太远。

如果可以在本地做两个背靠背的双边贸易，就能大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就需要大宗商品中间商的参与。实际上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宗商品交易商已经改变了计划经济的全球交易原则。他们在欧洲市场购买苏联的石油，并出售本地采购的糖；在拉美市场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售古巴的糖。如果盘算精准，垫资完成两笔交易后会有不少的利润。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在推动因为冷战而无法更有效进行匹配的全球化的贸易。

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最大亮点是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化。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全面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在过去二十年创造了一个大宗商品“超级景气”周期。所谓超级景气，指的是需求侧的持续增长让供给侧总是供不应求，推动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高涨，并持续保持高位。

超级景气周期，也一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格局，价格一路向上，让资源的拥有者，无论是煤矿、铁矿、还是油田，都一下子成了香饽饽。中国也成了全球主要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消费国和加工国。

对比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化，二战之后，尤其是冷战之后的全球化一个重要特点，除了持续推动自由贸易之外，是建立了一套几乎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的规则体制，一改一战之前国家竞争的丛林法则，不再有国家为了经济竞争而诉诸武力。

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的六大特征

二战之后的全球化像登山，加入的人越来越多，虽然资源禀赋参差不齐，却都能找到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充分发挥竞争优势。后来者登山的速度越来越快，不再需要沿袭前人的道路，可以通过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冲向顶峰。这种全球化给全世界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产品和服务变得越来越便宜、丰富、便利和迅捷。

整体而言，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有六大特征——

第一，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提供了制度的保证，也确保了相对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安定，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一段时间。因为全球化的新秩序让所有战后新兴国家都心无旁骛地发展经济、贸易和技术，催生了全球的繁荣。

这种秩序在冷战结束之后覆盖全球，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和平，几乎所有国家都能够参与到全球分工、全球贸易、全球制造、全球流动中。这是一场真正的全球化，全球融为一体，大家都受益。全球化规则的制度化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

第二，这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冷战之后，所有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国家都站在了一边，享受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发展红利。新兴市场的发展模式也相互借鉴。日本所开启的东亚“雁阵模式”，不仅让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也为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所效仿。

这个没有敌人的地球村，虽然不同地区发展不均衡，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同，但恰恰因为有整合的交通和市场，没有了战争和饥荒，各国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分工，探索自己发展的道路，经济发展速度才会史无前例。

第三，这是一个唯增长论的时代。各国通过参与分工和贸易，都享受到了全球化发展的红利，国家之间的竞争以成本竞争为主，不再像二战之前强国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

帝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变成了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参与竞争的国家可以专注于发展经济所需要的一系列投入，比如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投入，而不用在军事上耗费大量资源。

这也是一个加速增长的过程。英国花了七代人200年的时间完成工业化，这样的慢节奏带来的社会冲击比较小。德国人作为后来者，花了四代人100年的时间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已经略显紧凑。加拿大、日本、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二战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如意大利和阿根廷用了2.5代人完成了工业化，速度更迅猛。而中国的工业化和融入全球化只用了不到两代人40年的时间。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样本，一方面是工业化覆盖的范围和人数巨大，另一方面则是它是第一个国家在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中——从六零后到八零后，见证了工业化的从无到有，又将经历后工业化时代老龄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转折性变化。

第四，这是一个跨国公司崛起，从富可敌国到势可敌国，不断主导全球化的时代。跨国公司创造了复杂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真正完成了全球资源的全球配置和全球市场的开发。

跨国公司是价值链的领导者，其主导的不再是货物贸易，而是任务贸易。它们确定任务，审视全球供应商，分配任务。任务本身很复杂，但因为生产和制造的模块化，这样的任务分配可以更高效。这种任务贸易催生了复杂供应链和频繁穿越国界的中间品贸易，也催生了JIT（Just-in-time）零库存管理，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全球制造和贸易之中。

跨国公司也从富可敌国变得势可敌国。举一个例子，哪家公司曾经拥有世界上强大的海军？答案不是东印度公司，而是百事可乐公司。1990年，为了支付在国内销售的百事可乐，苏联用17艘潜水艇、一艘巡洋舰、一艘运输舰和一艘战列舰来偿付，计价标准是将这些舰艇作为废铜烂铁贩卖的价格。百事可乐的主席曾经对老布什总统不无夸耀地说：我们推动的苏联裁军可比你要快多了。

第五，这是一个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推动发展的时代。

关于中国如何利用人口红利取得巨大发展，这里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因为二战之后的安定环境催生了一波婴儿潮，几乎给全球各国的发展都带来了人口红利。

以美国为例。2020年是美国是婴儿潮一代大量退休的年份，而婴儿潮一代恰恰塑造了美国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从美国汽车市场的发展就可见一斑。

美国汽车市场过去50年一直由婴儿潮主导。婴儿潮刚刚进入职场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推动日韩小型车进入美国市场，价廉物美，很投年轻人口味；婴儿潮进入生育高峰，让七座的保姆车成为主流；当婴儿潮步入中年，希望彰显肌肉，推动SUV大火；最后，SUV的内部空间与皮卡的工具性的结合演化出了福特F150这样的皮卡爆款，背后仍然是婴儿潮一代人的选择。

从消费和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15岁到45岁的人口是消费最中坚的人群，上学、成家、买房、买车，都在这一阶段完成。相应的，45岁至65岁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人群，他们收入稳定，是税收的主力军。可以说二战之后的繁荣与婴儿潮一代的成长同期。

第六，这一波全球化又是一个一方面高度整合，另一方面又极端脆弱的矛盾体。

整合不必说，全球日益复杂的供应链，各国纷纷参与全球化，共同遵循全球化的规则。那为什么说这又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世界呢？因为能源和大宗商品的分布极其不均衡，完全依赖全球海运的发展才能维系复杂高效的供应链。

石油是运输里程最长的大宗商品，也是支持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但石油的分布就极度不平均。全球三大产油地区，分别是中东、俄罗斯和美国。但无论中东还是俄罗斯，其石油产业都依赖全球化的和平秩序和跨国公司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以俄罗斯为例，因为油田偏远，开采条件差，一半产出都依赖跨国公司和美国油服企业。无论运输被卡断，或者技术被封锁，都可能严重影响石油的供给。

虽然绿色能源正在替代石油，但速度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此外，即使在未来的“硅时代”，全球化依然是脆弱的。绿色革命需要制造大量的电池，让铜、锂、钴等金属变得更重要，但冶炼这些金属所需要的大宗商品的全球分布同样不均等。

作为整合和脆弱的矛盾体，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需要全球秩序的保障，一旦失序，变成支离破碎的世界，就可能导致原材料和能源的稀缺，而任何的稀缺对于充分全球化的国家和跨国公司而言，都是致命的。

这个全球化时代的逻辑和基础

全球化是一项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相互促进的过程，在二战之后尤为显著。技术的进步以运输革命、金融革命和农业的绿色革命为代表，制度变革则是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全球化自由贸易的体系和规则。

运输革命的标志性代表是发明了集装箱远洋货轮，极大推动了全球海运贸易的发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海运的成本是货物成本的百分之一，其背后最主要的推手就是集装箱货轮的广泛使用。随着集装箱船只越来越大，带动的是供应链日益复杂，以及超级港口的兴起，也让全球制造不再需要受到地理限制，在全球普及。

集装箱运输的普及让跨国公司可以践行零库存管理，供应链越来越复杂，催生了大量的中间品贸易，当然也推动了完全依赖全球供应链提供食品、能源、消费品的超级城市的兴起。

金融的变革同样重要。从1971年美国废除金本位固定汇率，全球汇率浮动之后，不再与任何贵金属挂钩、完全依赖国家信用发行的法定货币给了央行行长们更多影响经济发展的工具。冷战之后，欧美都进入到了一个很长一段低利率的时期，资本变得越来越便宜，投融资大幅增加。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央行量化宽松的政策更给市场注入了巨大的流动性。从1990年到2020年，便宜的金融和金融的日益全球化，推动了经济史无前例的大发展。

二战之后全球农业的发展同样是化肥广泛使用和育种绿色革命与全球化共振的结果。光有绿色革命，没有全球化的制度保障，全球大规模农业根本无法达到目前的规模。

拜石化和种子技术的发展所赐，化肥、农药、种子、绿色革命推动了农业更高效发展。和制造业一样，全球化的农业也遵循效率和成本的分工原则，所有可以参与全球市场的国家都可以对自己的农业生产进行全新规划，追求规模效应，成本更低，收获更高。结果是，二战之后农业所创造的卡路里增加了七倍，大多数国家不再担心粮食安全，苏联能够在粮食减产时在全球购买小麦就是很好的例子。

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是一趟加速的上山攀登的旅程，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将我们带到了一个更快、更好、更便宜、更丰富、更高效的世界。

二战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到疫情之前的这一段历史，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是特例。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亲身经历的偏见，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熟悉的全球化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几乎没有大规模战争，大多数国家全心全力去发展经济，技术变革日新月异，民众的生活大幅上台阶。恰恰因为广泛存在这样的偏见，我们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缺乏足够的重视，简单地以为发展可以持续不停，而忽略了这种无间断大发展背后的逻辑和基础正在发生改变。

新冠肺炎疫情为这一时代划上了休止符，那个充分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是昨日的世界，明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下篇：明日的世界

面对逆全球化的可能挑战

和登山一样，一旦见顶，就面临下山的路。登顶之后，上山的路多迅猛，下山的路就多陡峭。

地缘政治战略家彼得-泽汗（Peter Zeihan）在新书《The End of the World is Just beginning》（世界末日才刚刚开始）描绘了一个灰暗的前景，一种对逆全球化世界的情境分析。恰如上山时的助力可能成为下山时的负担，发展的动力也可能成为衰落时的包袱。泽汗在书中揭示了在三重压力：加速工业化所导致的全球老龄化共振、加速城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所导致的少子化加速了人口结构的崩塌、以及美国治世的终结所带来的可能的全球化秩序崩塌。他认为这三点正在发生的结构性的变化将塑造明天的世界。在他灰暗的预测中，全球未来面临巨大的困境。

我并不认同泽汗的许多论断，但他的分析框架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需要对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做出多重的规划，尤其对极端但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好准备。

逆全球化的图景

如果说全球化是一个JIT的世界，那么逆全球化就将是一个SSSC（Slow, Simpler, Secure, Closer to Consumer）的世界。发展缓慢，复杂的供应链被拆解，国家和大型跨国公司都把安全放在比效率更重要的位置上，其结果是那种盛况空前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会让位于更贴近消费者的制造和服务。当然，这也将是一个更加昂贵的世界。

怎么理解可能的逆全球化的世界呢？分享四重视角。

首先，如果说全球化的世界是将全球整合成为一个地球村，是一个充分开放的世界，只要谋求经济发展的国家都可以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参与，那么逆全球化的世界会是一个分裂成多个地区的世界，一个个相对封闭的世界，并不兼容。

以大宗商品交易商为例，逆全球化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分裂”，它们所从事的在全球寻找资源，在全球都能销售的模式，可能需要改变。同样的，全球制造、全球销售的模式，也将被完全重构。

其次，这将是一个技术和制度失衡的时代。制度的逆向发展一方面无法保障外部安定的秩序，另一方面也无法支持经济单一维度的发展。对安全的专注，将构建一系列的冗余，而这种冗余本身并不会提升效率，其结果也将放缓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步伐。

第三，金融的变化不可小觑。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的秩序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元，而美国在过去几年转向“美元霸权”，利用美元结算在全球贸易中的支柱地位，将美元作为对国家和企业打击的武器，迫使各国，包括盟国，遵循美国的政策，就给了美国机构以一定程度的“治外法权”，这本身就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更根本的问题是过去三十年低利率的时代的终结。欧美当下面临的是几乎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相当的高通胀问题，应对的方法将是不断地快速的加息，这些都无助于全球化的发展。

最后，能源的脆弱性在俄乌冲突爆发半年之后已经暴露无遗。欧洲面临俄罗斯天然气“断供”的风险，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工业生产，也推高消费品价格。欧洲人更担心寒冬将至，缺乏能源保暖过冬的问题。全球化所带来的对能源的依赖，其脆弱性在逆全球化的时代暴露无遗。就像美国会以美元霸权和经济制裁作为武器，俄罗斯也可能以能源供给作为武器。逆全球化的时代，以惩罚、制裁和制造短缺为主的经济战成为竞争的另一种手段，不仅增加了成本，更给全球经济的发展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逆全球化的六大可能特征

与我们熟悉的全球化一样，逆全球化也有逆转的六大可能特征。

第一，美国将不再愿意承担维持全球秩序的义务。

二战之后，全球化的根本保障是全球航运的安全，让任何参与经济发展的国家都能够获得能源、大宗商品，也能够参与到全球制造和全球农业的大分工之中。但显然，美国主导的体制在冷战结束之后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敌人没有了，美国为什么还要承担提供全球安全网的义务？美国原本就有孤立主义的传统，特朗普对待北约的态度就特别有代表性。靠惯性向前推进的秩序，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8年的贸易战，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给它钉上了最后的钉子。

第二，这将是一个再次制造敌人的世界，分出彼此的世界，开放与封闭博弈的世界。

冷战之后的全球秩序很罕见，因为它几乎没有敌人，这是历史的非常态。历史上，全球一系列秩序都是排他的秩序，树立共同的敌人才能搁置内部的争议，一致对外。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的秩序貌似是开放包容的秩序，却因为失去了靶子，反而内部矛盾丛生。

那些鼓吹“新冷战”的人，其背后的逻辑是重新找到敌人，将世界再次分出彼此，在盟友内部增加凝聚力。

第三，这将不再是一个“唯增长的”世界，而是一个安全重于增长的世界。

唯经济增长的模式催生了供应链的JIT，达到了效率和成本的极致，需要充分调动各个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变成了JIC（Just-in-case），即根据不同情况应变，需要做好预案。逆增长时代的SSSC则意味着一系列更大的变化。

改变之一是制造业不再会是全球布局，而是会选择区域内的整合，更贴近消费市场。这也意味着不少成熟市场会推进一些对安全敏感度高的产业的重新工业化，芯片制造重回美国就是一个例子。

改变之二是垂直整合变得再度流行，追求安全和减少瓶颈是背后的推手。很多制造业将更庞大也更集中，垂直整合，或者至少供应商都在核心制造商的身边，减少中间品贸易运输可能带来的风险，尤其是“卡脖子”的风险。

改变之三是小型定制化制造商的兴起。它们提供小批量、灵活的零部件，帮助核心制造商补短板，提供冗余。当然这也意味着成本会更高。

改变之四是之前全球拉动的发展模式发生本质的变化，从日本开始的东亚发展的“雁阵模式”将寿终正寝。大量的制造将重新回到成熟市场，便宜劳动力的资源洼地因此将不再有吸引力，而通过低端制造积累管理和组织经验攀登价值链的发展模式也将宣告破产。

第四，跨国公司需要重新重新审视全球化的格局。

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布局需要两个前提，首先是不受非市场力量的影响，其次是不存在基于国籍的对买方的歧视。很明显现在这两个前提都受到了挑战，非市场力量正在影响跨国公司的行为，跨国公司也因为其国籍而遭到歧视，美国对华为的芯片封锁就是典型案例。

但全球价值链到底会怎么变，仍然充满不少的变数。可以肯定的是，跨国公司都在重新审视全球价值链的布局。此前，在价值链上，许多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集体参与了从研究、开发、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到最终产品销售给全球市场上的终端用户的各种任务。是听任价值链缩小到分裂的区域贸易循环中，还是跨国企业会努力维持全球化的开放和自由贸易，仍值得观察。

第五，人口红利将演变成老龄化的包袱和少子化的陷阱。

在我们熟悉的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享受的人口红利梯次不同。但逆全球化的时代却是一个大多数已经有所发展的国家人口红利几乎同时消失的时代，在几乎同一时间进入到大量人口退休，而极低的生育率又引发人口坍塌的阶段。

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让不同国家沿着同一顺序递进发展。工业化和参与全球化带来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推动人均寿命大幅增长，但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又必然导致出生率降低。所不同的是，不同国家经历这一顺序的速度不同。英国发展最早，享受了200年的发展红利，德国120年，日本70年，而中国只有40年。发展迅猛意味着老龄化的来临同样凶猛，一下子到了硬币的反面，人口红利在发展期是资产，人口红利耗尽进入到老龄化阶段就变成了负债。

出生率同样影响未来经济发展。足够高的出生率保证有足够的年轻人进入社会，他们是新鲜劳动力，也是有动能的消费者。当一个社会老龄化出现的时候，它的动能和消费能力都会发生变化。

第六，脆弱大爆发，整合变成撕裂。

全球化的特征是整合，隐忧是脆弱性。逆全球化将这个一体的系统打破，变成多个子系统，其结果一定相对于一体的系统更低效。整合被打破，全球化所依赖的安全可靠的运输，大宗商品和能源的有效供给，大规模市场的开放，都可能扭转。

此外，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而持续加息，便宜资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将对从创新创业所依赖的风投到绿色能源投资等各个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也需要我们去适应。

同样，脆弱的大爆发，也会深远影响全球农业。从种子、化肥、运输等各个方面，农业都与制造业一样，与全球化深度捆绑。一旦解绑，带来的冲击也将是巨大的。种植以出口为导向的单一作物的大规模农场将让位于以满足本地消费为主的小规模农场。其结果将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种类大幅减少，农业经济也大幅缩水，粮食安全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已经绝迹的饥荒可能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