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候任总理默茨于上周二（3月4日）宣布了德国版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将改革德国的“债务刹车”机制，预计投入5000亿欧元（约合3.9万亿人民币）作为专项投资基金，以用于国防和基础设施投资。

受此消息影响，德国10年期债券收益率创下东西德统一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德国法兰克福DAX指数5日当天涨超3%。欧洲市场也得到了提振，主要股市都迎来上涨，欧元汇率也出现上升。

彭博社5日称，这一历史性的支出改革计划将释放数千亿欧元，挽救摇摇欲坠的欧洲经济。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直言，这一进程的速度和未来财政扩张的规模都让人想起了德国统一。

在饱尝了几年的经济失意之后，德国终于重新找回了一丝欧洲经济火车头的感觉，毕竟在这两年，对欧元区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并非法德两巨头，而是曾经陷入困境的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欧猪国家”。

在悄然间，欧洲的经济版图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01 一个失意者的叙事

德国和法国经济历来被认为是拉动欧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然而如今却成了“一艘开始进水的船”，但没有人知道如何将水排出去。

如果说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德国还是欧洲的“优等生”，那么在“后默克尔时代”，德国人见证的则是一个经济停滞、政局混乱、制造业衰退、能源价格狂飙、收入缩水的国家。

2023年，德国成为全球唯一负增长的发达经济体，2024年德国GDP再度萎缩 0.2%，这意味着德国经济连续第二年陷入衰退。更悲观的是，摩根大通将2025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下调至零，衰退很可能仍将持续。

鉴于德国经济的体量规模和在欧盟的占比，德国已经成为拖累整个欧盟经济增长的诱因。

德国近年来GDP增速波动剧烈，2021年以来一直出现下滑态势（数据：世界银行）
那么，原来引领欧洲经济的德国在“后默克尔时代”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政治方面，执政联盟分歧，决策效率低下

默克尔离任后，德国政坛没有一家政党独大，形成多党联盟联合执政的局面。这种政治格局造成不同党派在诸多政策愿景上存在持续的意见分歧，难以达成共识。

以2025财政年度联邦预算为例，社民党和绿党希望在绿色转型、基础设施等方面增加开支，以推动德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国内基础设施状况。然而，自民党则坚持预算必须符合德国宪法对新借贷的严格限制，担心过度借贷会给国家带来债务风险。

由于各党派立场难以协调，预算谈判经历了数月之久，这不仅影响了政府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导致许多涉及国家发展的重要政策无法及时出台，使得企业和市场对未来经济政策缺乏明确预期，进而抑制了投资和消费。

行政方面，官僚作风严重，营商环境恶化

让政党决策迟缓雪上加霜的是，德国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日趋严重，办事效率拖沓，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在德国注册一家新公司，办理手续花费至少120天，这一时长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时间的两倍。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复杂的规章制度，不仅耗费了企业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力和投资意愿。许多外国企业在考虑对德投资时，往往会因为德国的官僚主义问题而望而却步，这对德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例如特斯拉公司的德国工厂频繁停工，英特尔公司等宣布停止在德国的建设项目等。都为其他企业树立了不良示范，许多有意在德国耕耘新兴产业的企业开始重新审视其投资计划。

市场研究机构凯度（Kantar Public）2023年对150家德企进行了一项营商环境的调查，结果不容乐观——61% 的企业认为德国营商环境 “吸引力较低”（46%）或 “没有吸引力”（15%），制造业企业对德国作为工业地点的平均评分为 3.3，对能源价格及其可支配性、监管和官僚主义以及熟练劳动力可支配性的评分较低。这表明德国在能源成本、行政效率、劳动力资源等与营商环境密切相关的领域存在问题。

过去德国以稳定高效的营商环境闻名，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政府重视市场经济和法律法规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服务和经营环境，且在工业和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也为企业成长提供支持。但近年来，内外部多种因素交织，使得其营商环境优势有所削弱，在各类排名中的表现也反映出其竞争力的正在明显下滑。

财政方面，公共投资保守，基建拉动不足

与美国债务上限不断被突破不同，德国为了应对08年金融危机后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在2009年引入“债务刹车” 机制（Schuldenbremse），并正式写入《基本法》 ，其核心目的在于限制联邦层面的结构性预算赤字，控制政府债务的发行规模，确保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

根据债务刹车机制规定，德国联邦政府每年新增预算赤字上限为上一年GDP的0.35%。除了柏林、石荷州等个别州，多数德国联邦州也禁止在州政府层面新增债务。

这一机制有力地稳定了德国财政赤字规模，使德国在财政稳健性方面在欧洲乃至全球处于较好水平，也提升了德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和评级。但另一方面， 也导致德国政府的公共投资方面表现得过于保守，尤其是在经济面临衰退的环境下，难以发挥公共投资的杠杆作用，同时也导致德国的各项基础设施出现严重的滞后老化问题。

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例，与美国类似，德国许多铁路线路的修建时间较早，相关设备和设施得不到及时更新与维护，铁路网老化严重。在以严谨准点闻名的德国，德国铁路（Deutsche Bahn）因极高的不正常率而闻名，“晚点是常态、取消非意外”。2024年6月，德国铁路的准点率仅为52.5%，创下历史新低。公路方面，德国高速公路曾因不限速而闻名全球，但现在部分高速公路破旧不堪，极大影响了交通物流效率。

在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德国同样进展缓慢。商业数据平台Statista数据显示，德国光纤用户仅有420万，光纤覆盖率仅17.7%，在欧盟各国处于落后水平。在欧盟发布的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中，德国的数字人才、企业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数字化程度三项指标均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公共投资的受限导致了基础设施的滞后，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也阻碍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削弱了德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社会方面，移民大量涌入，就业结构失衡

截至2024年上半年，德国有近 350 万难民。俄乌战争爆发后，政府为乌克兰难民提供租房、救助金等，给财政带来很大压力。

大量中东、乌克兰等地的移民和难民涌入，造成了德国劳动力供给过度集中的情况，引发了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结构失衡，劳动力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工资水平受压。2024年德国失业率上升至6%，达到自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部分原因就是近年来净移民数量的增加。

移民数量的增加使得德国社会福利体系支出负担加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面临更大压力。一些社区出现 “贫民窟” 化迹象，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质量下降，让德国民众觉得福利体系的公平性受到影响，引发社会不满情绪，降低民众对福利体系的信任度和支持度，进而影响福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了高素质人才移民德国的意愿，使得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领域面临人才短缺，影响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

产业方面，结构转型迟缓，新兴产业滞后

德国经济增长长期高度依赖制造业出口，汽车、机械、电子、化工等传统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达19%，大约是英国和法国的两倍。这种过度依赖使得德国经济对全球供应链的变动极为敏感。

一方面，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全球供应链受阻，原材料供应不稳定、物流运输困难等问题接踵而至，许多国家也加快了供应链调整的步伐，包括美国等国在内都更加注重本土在岸制造能力的建设，这对德国深度嵌入国际产业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构成了严峻挑战。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引发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在生产端，德国丧失了廉价的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德国作为能源进口大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急剧攀升，产能大量迁移至中国等地。在销售端，德国与俄罗斯关系僵化也丧失了一部分消费市场。

据德国官方统计，2018年以来，德国的工业产出下降15%，制造业总就业人数减少3%。成本负担沉重的德国金属和电气制造商可能会在未来5年内裁员高达30万人。

但更为严峻的是，这些问题不只是新冠大流行和俄乌冲突所造成，其根源在于“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政府未能及时推动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出现了断裂。

德国曾是全球最早提供工业4.0的国家之一，但在全球经济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大趋势下，德国的产业升级转型却相对迟缓。在人工智能、信息与通信技术、新能源车等新兴产业领域，德国的研发创新相对落后。

例如，在新能源车方面，德国车企在电池技术、自动驾驶技术等关键领域的研发投入不足，与美国、中国等国家的企业相比，产品竞争力较弱。这使得德国在传统行业遭遇负面冲击时，无法迅速依靠新兴产业的发展来弥补经济增长的缺口。当传统汽车产业受到能源危机和环保政策的双重压力时，德国经济缺乏新兴产业的有力支撑，陷入衰退的风险大幅增加。

上面这些内因再叠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关税风险增加等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德国的日子能好过才怪。

02 欧猪四国是怎么翻身的？

与愁云惨淡的德国相比，曾在2009年欧债危机中深陷泥潭的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近年来在经济上却格外亮眼，与德国的衰退形成鲜明对比，如今已成为拉动欧盟经济整体增长率的重要力量。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财政赤字占比较高的欧猪四国由于产业结构单一、经济不景气，税收等财政收入严重缩水，政府无力偿还债务，从而引发了欧债危机，主权债券信用评级一度崩塌。

其时，这些国家的公共赤字占GDP比重远超欧盟稳定公约所规定的3%，例如希腊赤字率高达12.7%，政府债务规模达到GDP的113%。为了获得IMF及欧盟的救助资金，欧猪四国被迫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增加税收等，这导致国内消费和投资大幅下降，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进而引发失业率急剧上升。

例如2013年，希腊失业率高达27%，其中年轻人失业率超过60%；西班牙失业率达26%以上，年轻人失业率也超过50%；葡萄牙失业率达到17%左右，意大利失业率也接近 13%。失业造成许多家庭收入锐减，生活陷入困境，成为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引爆了游行示威、政局动荡、犯罪片飙升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么，曾经深陷危机的欧猪四国是怎么一跃成为如今欧盟经济的亮点呢？

政治上，内部推动改革

有危就有机，欧债危机虽然有阵痛，但也从另一方面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而且相较于德国，欧猪四国经济体量较小，船小好调头，更容易推动各类改革措施。

这些国家纷纷采取了多种手段增加财政收入、降低财政支出，比如严格削减公共部门开支、降低公务员工资和养老金水平、削减政府冗员、降低企业税负、开放外资和市场竞争等。

例如在降低税负上，希腊把公司所得税从29%减至24%，并进一步降至20%；意大利则面向超级富豪仅征收固定金额的所得税，在英国新任工党政府加征富人税后，成为大量高净值人士转移财富的避风港，从而吸引了巨额资金流入。

产业上，优化经济结构

在传统产业上，欧猪四国原有经济结构比较单一，除旅游业及相关服务业外，多为竞争力不强的造船、汽车等工业。但在俄乌冲突引发了欧洲能源危机后，以德国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强国冲击巨大，但欧猪四国反而因其偏重服务业的经济结构特点，受到的冲击影响相对较小。加之疫情过后世界各国人民对于旅游等服务业的报复式消费，反而促进了其经济的增长。以西班牙为例，旅游观光业为其经济带来强劲动力，2023年西班牙旅游收入首次超过1800 亿欧元，2024年预计将再创新高。

在新兴产业上，欧猪四国也积极谋求升级转型。

新能源产业方面，欧猪四国拥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因而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走在欧洲前列。西班牙是欧洲第二大太阳能发电市场，拥有欧洲最大的已投运光伏电站。截至2023年，西班牙拥有欧洲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领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满足了西班牙一半以上的能源需求。

智能制造方面，意大利、西班牙以众多中小企业而闻名，它们在政府扶持下，积极引入先进技术进行生产流程优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利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

信息技术方面，希腊加大了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鼓励企业开展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等业务；意大利在文化创意与数字产业融合方面也有新举措，利用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通过数字化手段开发出一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如数字艺术展览、虚拟历史文化体验等，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

航空航天方面，西班牙政府作为空客母公司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的投资方之一，加大对航空航天研发的投入，与国际企业合作开展飞机零部件制造、卫星技术研发等项目，逐步提升在该领域的竞争力。

新能源汽车方面，西班牙、意大利都拥有较好的汽车产业基础，它们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通过建设充电桩等基础设施，鼓励企业开展新能源汽车研发与生产。西班牙是欧洲第二大汽车生产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上呈现出积极态势，加泰罗尼亚地区更是汇集了相对完整的电动汽车产业链企业。在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之后，不少中国车厂也计划在西班牙设厂，例如奇瑞汽车在当地成立一家新的电动车合资企业，并已经成功下线车辆；上汽集团也传出有意在西班牙投资建厂。而意大利则是全球第二大汽车集团Stellantis的主要投资方，后者正在推进旗下车型的电动化转型，并与中国的零跑汽车开展了深度合作。

国际上，外部环境向好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国际市场需求有所回升。欧猪四国作为外向型经济国家，出口迎来了增长机遇。例如，全球经济的复苏带动了对希腊农产品、葡萄牙葡萄酒、意大利高端制造业产品和西班牙旅游服务等的需求增加，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拉动了经济增长。

另外，国际投资环境的改善也吸引了更多外资流入欧猪四国。外资的进入为这些国家的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促进了企业的扩张和创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一些国际投资者看好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领域的发展潜力，纷纷加大投资，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不少中国企业也纷纷前往西班牙等国投资。

欧盟委员会经济预测报告显示，2023年，欧盟及欧元区经济增长仅为0.4%，西班牙却增长2.5%，葡萄牙增长2.3%，希腊增长2.3%。2024年欧元区经济预计增长仅为0.8%，而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的增长预计分别达约3.1%、2.1%和1.5%，意大利也维持了增长势头。

财政方面，欧猪四国也成了标杆。2024年，西班牙财政赤字占 GDP 比率预计为3%，成为少数达标的欧盟国家。意大利政府赤字从2020年占GDP的10.4%降至2023年的7.2%，2024年更是大幅降至4.3%。

03 欧盟经济未来要指望谁？

尽管欧猪四国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目前来看，它们还难以成为欧洲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这一方面是欧猪四国在欧盟整体经济规模中的占比仍然较小，德国、法国等传统经济大国依然在欧洲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欧猪四国虽然经济势头不错，但自身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希腊的经济体量仍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低20%，西班牙失业率仍高达11%，意大利面临南北经济鸿沟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希腊和意大利仍是欧盟负债比重较高的国家，新兴产业竞争力仍然不够强等。

不过，在当前欧洲经济整体面临挑战、德法经济发展遭遇困境的背景下，欧猪四国的良好经济表现为欧洲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欧洲经济局势，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未来若能持续改革创新，进一步提升经济实力，其在欧洲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望进一步增强。

从长远看，驱动欧盟经济增长的动力仍是德法两国，尤其是深陷泥潭的德国。这从此次德国候任总理默茨提升债务上限引发欧洲市场的强烈反应就可见一斑，德国仍是影响欧盟发展的定海神针。

有机构预测，此次德国版的“四万亿”投资避免了为增加军费而大幅削减其他领域预算或加税对经济的打击，使德国能更好地平衡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会显著带动相关产业的需求增长，如建筑、原材料等行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活动，促进德国经济复苏。

对于欧盟整体而言，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增加投资也会带动欧洲其他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欧洲区域内的贸易和经济增长，改善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和互联互通，提高欧洲整体的经济效率和竞争力。

德国经济的复苏和稳定对欧洲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能增强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为欧洲经济发展提供更稳定的支撑。另外，德国的改革举措可能为其他欧洲国家提供借鉴和示范，推动其他国家加大对国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欧洲整体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优化，促进欧洲经济的共同发展。

虽然“四万亿”计划也面临公共债务上升、推高利率等风险和挑战，若处理不当，可能会对德国和欧洲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对于近几年一直处于阴霾中的德国乃至欧盟经济而言，这更像是一针增强信心的强心剂。

当然，这或许也能让欧洲看到，欧盟的未来还是需要靠自己，而不是那个隔着大西洋、拥有漂亮海湾的国家。

参考资料来源：Bloomberg，Financial Times，Fortune, The Economist，Investing，各机构官网等

头图｜Pixabay

本文来自 寰宇商业时间，36氪出海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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