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供应链主导权的争夺，是全球贸易格局变化背后的主线。

这两年，从美国达拉斯飞往墨西哥新莱昂州的蒙特雷市的飞机上有很多中国面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工程师。因为墨西哥汽车（企业）在这里聚集生产，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企业）正在这里扎堆，大批来自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也在这里创建。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有十多家汽车铝合金压铸件的上市公司，在墨西哥进行投资或者扩增工厂。由于当地工程师非常缺乏，于是大量的中国工程师就会到这里进行手把手的帮扶。城市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供应链的节点。新莱昂州有着著名的连接美、墨、加三国的高速公路，连接了美国和墨西哥的商品往来。

在2024年第一个季度，无论是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还是北部的河内市，大批的企业家、投资人一波一波来到这里，并散向四周的省市。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地方政府官员也来到这里，寻找合作的机会。就在2023年，美国50多家跨国企业的领导人也高调现身越南。美国正在成为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个日益兴起的东南亚制造业中心吸引了来自国防、飞机、金融、互联网等领域公司的注意力。

这便是美国正在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会坚守的“争夺供应链主导权”的两大方案。美国称此为“近岸制造”（near-shoring）和“友岸制造”（ally-shoring）策略。

01.供应链就像延时函数

作为美国的近邻，墨西哥是“近岸制造”快速成长的典型。2023年，墨西哥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这背后，却有着中国制造的身影。墨西哥大量的中间品和原材料来自中国。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墨西哥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仅次于美国。

然而，沿着这些产品的方向看过去，中国的投资也在这里快速增长，目前已经有1300家中国企业入境投资。浙江华立集团在蒙特雷市投资的华富山工业园，国内办公家具龙头企业圣奥和青岛海信，也都入驻其中。墨西哥传统的电子、汽车、医疗器械和服装产业，借着“近岸制造”的加强而得到极大提升。墨西哥供应链的快速繁荣，正是“近岸制造”的一个样板。

越南则是“友岸制造”的试验田。2020年5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提出“友岸制造”的说法。一年之后，美国政府发布供应链百日审查报告，正式采用“友岸制造”的概念。涉及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链受到重点关注，包括电动汽车的上游矿产资源，以及军工行业不可缺少的稀土元素等，自然还有芯片，都成为“友岸制造”的重点。“友岸制造”推动选择性的技术联盟，并以此划分供应链围栏，商业上自由流动的合作伙伴变成了一种俱乐部会员制。

这些对于生产基地的各种想法，意味着全球供应链形态正在重塑。原有的供应链体系就像开始缓慢启动的大陆架，沿着新的地理方向，寻找新的落脚点。

品牌制造商对于产能转移的要求，是很难抗拒的。为品牌制造商进行代工的工厂首先移动，随之而来的就是上游供应商的依次迁移。

在苏州，当三星、戴尔电脑迁往越南的时候，上游的友达光电的液晶屏就会随之移动。友达光电还会要求它的背光液晶屏生产家( 如璨曜光电) 一起迁往越南。后者不得不专门在越南设立智能制造部门，建立全新的工厂。同样，作为焊接材料供应商的日本弘辉(KOKI) 在昆山的制作工厂，也开始在越南寻找场地。在新的生产基地，弘辉将复制昆山工厂的生产线，将来自日本的原材料进行搅拌，制作成不同的电子黏合剂。

这种受到链主要求的工厂搬迁，是一种无奈的供应链流动。它会形成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每一家工厂都身不由己，很难独立决策。作为全球第二大连接器制造商的美国安费诺（Amphenol）集团，在中国有多家工厂，一直保持着高效的生产模式。然而，即使这样的公司也会被下游品牌商要求从中国搬迁产能，否则订单就会转移给竞争对手。而如果安费诺要移动，就会要求它的电路板、铜材的供应商一起随厂搬迁。

如果到处都在拔萝卜，中国制造的土壤就无法保持肥沃。然而这些留下的窟窿，并非立即可见。这些工厂的产能会缓慢地减少，上游供应商也是缓慢地移动。供应链就像延时函数。对于外部的刺激，它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显现这种空心化的结果。

02.摆脱“火鸡思维”

一只火鸡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打鸣、吃食，对此它已经养成了一种惯性思维。直到感恩节这天早晨，等待它的是突然成了盘中菜，事情朝着意料之外的方向急转直下。

面对每一天，人们容易不假思索，过往的经验悄悄地接管了判断未来的方向盘。惯性思维压制了警醒的思考，新的危险容易被置之不理。全球化1.0的时代已经结束，以分布式工厂为代表的全球化2.0已经到来。企业家需要建立新的思维应激模式。

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东南亚或者印度对中国制造的替代性，这些地方的种种劣势被反复提及。然而，跨国企业正在做通盘考虑，越南和印度，是中国制造面临的两个极为典型的竞争对手。

越南的增长并不缓慢，它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桥头堡，但最终目的地是欧美。2023年它对欧美的贸易顺差是1250亿美元，而对中国则保持了500亿美元的逆差。在越南对外贸易出口中，外资企业是主力军，占比73%左右。这一比例之高反映了越南制造的本质：跨国企业的吞吐，正在积聚新的力量。这股洪流，正在改变越南制造的企业形态和产业结构。越南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制造产业结构的升级战中也表现得非常活跃。例如，越南最大的房地产企业集团 VinGroup拥有多项产业，在汽车、电子领域都成为越南制造的佼佼者。它旗下的VinFast电动汽车不仅在美国上市，还在墨西哥建立新的工厂。尽管目前市值折损大半，但依然是越南造车新势力的风向标。

早期的纺织服装早已不是越南制造的目标，产业升级是重要方向。越南正在布局医疗设备领域，寻求将其作为汽车和电子产品之外的第三大潜在制造业支柱。它制定了医疗器械市场的目标，在2030年希望可以满足40%的手术室设备的需求。而它与全球医疗器械巨头美敦力公司也开始建立合资公司，共同生产精密零部件。

参与顶级品牌的复杂供应链，是每个国家都要迈出的重要一步。而极具特色的是，大型本土企业站了出来，完成了与跨国供应链的对接。“全球化经济+集中化制造”的范式正在被修改。未来的全球制造，不会再围绕着一个“拥挤的世界工厂”而展开。快速反应的本地市场、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都助推了分散式制造，世界各地的“分布式工厂”将开始繁荣。跨国公司未必会大规模撤离中国，但分散生产基地已经成为重要战略之一，这会削弱中国作为超级网络节点的优势。

印度市场则是另外一个重要分支。很多人对印度市场充满了不切合实际的误解。印度制造有很多磕磕绊绊之处，但它表现出的内生动力，正在悄悄改变这个国家的工业面貌。而对于印度企业家而言，他们也从来不缺乏国际化的思维。印度的IT产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得非常快，班加罗尔成为美国信息化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全球IT外包服务的大本营。而在制造业的国际化方面，印度企业则走上外向型的全球化发展道路。印度著名的大型企业塔塔集团一直坚持走国际化的道路，国外收入占比超过一半。它从2000年开始，陆续收购了英国泰特莱茶叶（Tetley tea）公司、韩国大宇商务汽车公司等20多家企业，2008年以23亿美元收购豪华汽车品牌捷豹和路虎，当时的国际声誉达到巅峰。当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供应链中枢的时候，年营收占印度GDP约6%的印度第一财阀集团正在大力向外拓展疆土。

更加具有代表性的，是在国际化的价值洼地一路驰骋的“钢铁大王”安赛乐米塔尔集团。创始人米塔尔在1998年的全球钢铁大会上，提到在当时听起来惊世骇俗的“集中化和全球化”论断。他认为只有进行“两化”，才能避免周期性的大起大落给钢铁行业带来毁灭性破坏。凭此信念，米塔尔集团四处收购，吞掉了欧洲曾经最大的钢铁集团安赛乐。

而苹果公司引人注目的行动，则让印度成为电子制造的焦点。苹果决心将印度升级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代工制造基地，以平衡中国大陆压倒性的产能优势。印度在2022年第一次与中国同步生产最新型号iPhone 14，2023年甚至连最新的iPhone 15的新品导入流程(NPI) 也放在印度和中国分别进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新品导入本来是苹果上海研发中心的独门杀器：每年春季，每周从加州苹果总部飞往上海的航班上，都乘载着这样的工程师。这是苹果供应链的精英部队。但现在，这些工程师一部分人去往印度，中国制造的优势再次出现一个小裂缝。新品导入成功，意味着设计思路可行，就可以实现规模量产。后者考验的是产品良率，那就是一个学习曲线的问题了。以前，大量中国台湾工厂的工程师骨干在大陆提高产品良率，现在大量中国大陆的工程师骨干前往越南和印度，他们会帮助印度解开这些复杂但绝非无解的规模量产的方程式。随着苹果的代工商进军印度，供应商们承受着迁移的压力。苹果公司计划2030年在印度完成30%的产能，这几乎全部是从中国大陆迁移过去的，可谓是个产能此消彼长的过程。

与此同时，印度正在加快适应劳动力政策的灵活性，以适应融入全球供应链的热潮。在印度，法律一直严格限制工厂延长做工的时间。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一定的公平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工作中。于是，很多钢铁、汽车工厂，如果需要加快生产，就只能采用三班倒，而无法采用两个班次但每个班次延长两小时的方式，人员编制不得不增加。对于劳动密集型的电子产业，这种规定就令企业主叫苦不迭，因为三班倒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工人。由于印度员工不喜欢在公司住宿，因此企业就需要调动更多的大巴车上下班接送。这些时候，跨国企业对工业化进程的改良，就会起到巨大的作用。苹果公司会出面跟当地政府协商。除了提出建厂申请之外，还跟富士康等多家公司一起推动，使得印度卡纳塔克邦完成了劳动法自由化。这种立法让“两班制生产”得以在印度实行，核心其实就是使“适度加班”成为可能。这正是这类产业生产最需要的一种人力时间安排。

成熟的供应链，会推动一个地区人文面貌的变化。印度的劳动力人口组织方式，跟中国越来越相似了。供应链的延时函数，也不需要等待太久。2023年，印度生产的苹果手机产能，已经占据13%左右，与三年前的3%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进步。

03.中国制造再出海

美国新一轮拉动就业的法案与资本，引人注目。然而这种类似芯片高端制造的产业，很难改变美国当前劳动力就业的基本局面。投资强度与相对少的劳动力雇佣之间的反差，表明规模巨大的先进制造的投资，无法弥补美国底部劳动力市场萎缩的根本性缺陷。

美国政府通过大额补贴掀起的芯片投资热，与其说是在扭转美国芯片产能只占到全球12%的局面，不如说是美国在攫取台积电和三星所具备的先进制程技术。在这些技术方面，拿到大笔补贴的美国英特尔正落在后面。这些制造基地进入美国并不会带来明显的制造业回流。先进制造就像是金字塔的塔尖，它还需要中部和底部供应链的支撑，才能真正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这些处于中部和下部的产业，已经很难回流到美国。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制造真正的挑战，是来自那些平行供应链的发展，而非美国本土的制造。

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目标，或许并不在于自身的成功，而在于更多地削弱中国供应链。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定义了新名词“亚洲替代体”（Altasia），覆盖亚洲14个国家和地区，用来跟中国大陆的制造能力进行比对。“亚洲替代体”可以看成是友岸制造的延伸。它拥有跟中国大陆相当的产能、劳动力数量、GDP总量等，看上去是中国供应链之外的一个平行供应链。两者对于美国的年度出口额，都在6000亿美元之上。如果将它们看成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中国降低供应链流失的速度，就是在跟“亚洲替代体”的成长速度进行较量。

亚洲替代体的成长，并非只有它自身和非中国的外资力量。在培育越南产业链方面，中国厂家其实也是急先锋。企业在中国积累的经验，也会逐渐复制到越南和印度。这里有企业不得不为之的因素，中国制造需要走“曲线出口”的路线。连胶合板这样低成本、低价值的产业，也不得不绕道越南，在组装加工之后再出口到欧美。这些多余的措施，会使中国有限的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削弱。

而光伏产业更是重灾区。中国在光伏产业整个供应链中完胜，但这种供应链效率提升的速度，正在跟欧美的限制性政策进行一场成本上的赛跑。中国光伏制造正以一种“曲线供应链”的身段，来适应复杂的贸易局面。一开始只是电池片运送到这里，形成光伏组件。而上游的硅片原材料、光伏附件等，则从中国进口，在越南完成组装，曲线出口。然而，美国正在对供应链进行逐级审查，上游供应商也需要落地在越南。供应链一体化出海已经越来越明显。实际上， 越南Vinfast电动汽车，背后就借助了中国动力电池公司国轩高科的供应链支撑。而在印度，这种渴望更加明显。

此时此刻，中国制造将面临“再出海”的挑战。如果说过去出海更多是企业的自发行为，那么现在则需要有一个整体系统性的思考。从一个国家制造能力的迁移而言，需要梳理清楚哪些能力可以走出去以及如何为走出去的企业保驾护航。而受到地缘政治影响的迁移，也需要思考企业之间如何分工和协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成长模式将很难复制到新的领域。这对于企业家，将是一次心智的考验，每一位企业家都需要离开思维舒适区，重新思考新战场的布局。

供应链的对抗越来越明显，表明了产业竞争的核心，就是供应链的控制与反控制。过去全球的稳态供应链，经过大约30年黄金周期的固化，正在松动和重新聚合。新的支点需要在移动中寻找并达到新的平衡，对于供应链的细微之处，需要重新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每个企业都要争取更多盟友，与全球供应链保持紧密的嵌入至关重要。在全球化局部加速的时代，中国供应链的向外移动，已经并非只是自然的产业溢出，而是既有溢出又有迁移。一场平行供应链的攻防战已经打响。中国制造正在进入一场供应链保卫战的关键窗口期，只有认清供应链的规律，才能有更大的胜算。

头图 | Unsplash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作者：林雪萍，编辑：刘蕊绮，36氪出海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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